摘 要

　　当前发展的内涵和外延正发生深刻变化，应从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 、气候变化以及地缘政治多变的强压力环境下 ，校正和重塑全球金融治理

　　文 | 刘珺 中国工商银行行长

　　人类经济金融实践发展至今
，沉淀了众多共性经验，对其进行后向视角的总结提炼是事半功倍的经验集成
。同时 ，融入新范式并运用前向视角对其予以系统设计也是提升发展质效的必选项。这一方法论之于金融治理和监管亦本同末别 。

　　金融治理和监管体系作为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必须适应并推动经济社会持续进步
。无论是国别层面的制度设计
，还是国际层面的协调机制，金融治理和监管体系的核心皆是为发展创造稳定
、可预期且富有弹性的金融环境。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到来之际 ，这种适应和调整正在变得更加急迫、也更加必要 。

　　首先
，一国的金融治理和监管是基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性安排，本质在于推动发展而非单一追求安全或秩序
。

　　从治理和监管取向看 ，当下实践呈现出安全优先与市场优先的分野。前者以欧洲为典型
，强调规则先行，追求确定性与风险防控；后者以美国为代表 ，重视市场主动性
，强调市场效率与事后监管矫正 。然而，无论是安全优先还是市场优先 ，本质上都以发展为目的。

　　而较少考虑发展的超安全治理与监管
，无异于“车在马前
”（put the cart before the horse），不仅会导致监管成本攀升与边际收益递减 ，加重市场负担，还可能造成资源配置扭曲
，难以应对新技术 、新业态带来的结构性变革挑战
。即便各国在应对金融危机时作出加固治理和监管体系的安排，其目标也是修复市场秩序和信心 ，推动风险出清
，进而促进经济重拾发展动能。

　　再以货币政策为例，不同经济体之间尽管存在单一目标与多重目标的差异 ，但是在目标设定上大都以发展为重 。欧美国家的货币政策虽然更多关注物价
，但增长亦是其重要考量
。自2024年以来，欧洲央行多次降息并同步采取其他货币政策调整 ，均与前瞻性预防经济衰退密切相关。美联储近年来的点阵图和基于数据的货币政策选择
，以及近期受到的降息政治压力，都是从不同方向
、不同角度指向何种因素对整体经济发展质量更为重要 。前者更多指向物价 ，后者强调资金成本
，是在降负债成本、促增长与抗通胀 、稳价格之间的推拉选项
。

　　更进一步来讲，美国实施盯住通胀的货币政策 ，实则是因为其他目标的主作用力来自于市场，美联储作用难以明晰展现
，故聚焦通胀或狭义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成为权衡后的应然选择，而非对发展的漠不关心。

　　相比之下 ，我国货币政策的多目标兼顾是建立在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上
，货币供应量与资金价格不仅指向物价，更直接关乎实体经济对资金要素的真实可获得性 ，这使得我国货币政策天然与就业
、经济增长高度关联 。同时
，考虑到贸易作为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之一的重要作用，国际收支自然成为目标之一
。因此 ，货币政策的最优解在于多目标平衡兼顾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单一目标只是退而求其次的合意解；对单一目标的生硬坚守会弱化货币政策对经济社会民生的正向效应。

　　其次，国际金融治理和监管的主要目标也是形成基于规则的协调机制 ，在平抑系统性风险基础上实现共同的、协调的发展 。

　　建立国际治理监管体系不是“为治而治 ”“为管而管”
，而是在产业变革进程中，顺应从国际贸易模式到全球化模式 ，再到新全球化模式的演进，在全球市场行为先行实践中“慢半拍
”地提炼需规范的共性因素
，并在规则基础上取最大公约数，以发展为目的调校框架设计 、工具组合、执行力度和效果评估 ，从而形成国际治理和监管的协调机制
。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成立金融稳定理事会（FSB）
，初衷是为适应资本和金融全球化以及国际金融治理变革的需要，对金融治理的覆盖度
、统筹能力予以加固 ，并结合金融危机产生机制研究和处理经验
，在场外衍生品监管、审慎银行监管 、影子银行等关键领域发挥基础规则建立和一致行动协调作用。

　　与国别维度不同，国际治理监管更加强调协调与合作 。一方面 ，在各国政策溢出和风险溢出叠加情况下
，唯有建立相互信任的协调机制，才能实现帕累托改进 ，避免跌入“以邻为壑”的低水平和弱福利均衡。另一方面
，包括《巴塞尔协议Ⅲ》在内的国际监管规则，只有以合作协同才可能缓解监管差异带来的套利 ，避免逐底性竞争（race to the bottom）
。近期，美国领头
、欧洲跟随对巴塞尔规则的稀释执行和退坡遵守便是一个警示。面对数字金融、气候变化等具有天然跨境溢出效应的议题
，各国监管机构亟须突破国界藩篱，加强实质性 、常态化国际合作 ，构建更加紧密
、高效、有执行力的国际治理监管协作网络
，更好应对新兴领域金融风险 。

　　再次，当前发展的内涵和外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要求治理体系必须同步重塑
。

　　当前经济新范式呈现四方面变化：科技创新在生产函数中的作用愈发凸显
，全要素生产率中的技术进步要素成为生产力提升的重中之重；供给和需求的关系发生异位，供给在效率 、能力和质量上的进阶难度降低 ，而有效需求的焕发创造成为难题
，生产与消费高度重合甚至逆序；产业形态呈现虚实融合，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边界交错 ，劳动方式虚拟属性明显增强；经济现象背后的非经济动因显著加强
，全球减贫
、气候变化等长变量与地缘政治冲突等短变量相互作用，经济问题成为多重问题系统和多维矛盾系统的显性表达。

　　在此背景下 ，重构全球金融治理和监管体系，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探索 。

　　一是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时代中重塑治理
。

　　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经济活动主客体发生深刻变化
，作为传统客体的物或机器在人工智能时代将成为类主体甚至主体，因而有必要对数字时代的经济运行体系进行再思考 、再设计 ，至少以对待主体的思维
，形成与人工智能（包括通用人工智能（AGI）
、超级人工智能（ASI）以及具体运用中的具身智能（Embodied Intelligence）和智能体（Agent）融合式共用参与的共生范式。

　　在伦理层面，更高维度、更趋复杂的治理要求必须迈出制度与规则的“第一步 ” ，探索将人类智能和人工智能“两个主体
”置于同一框架下
，将人工智能作为“道德行为体”构建价值对齐的伦理锚定，考虑其开发和应用全生命周期对人类福祉 、尊严、公平等的影响 ，明晰伦理责任和义务的归属机制
，并在行为和收益等维度落具体
、落精准 。

　　二是在气候变化条件下重塑治理
。

　　“治理为发展 ”的发展，不是旧模式的发展 ，而是可持续的绿色发展。近年来
，气候变化议题之所以产生争议，是因为全球对可持续的绿色发展认识还存在分歧 ，减排成本当期支付、减排收益未来兑现 、成本收益承担主体不同等因素增加了全球治理的复杂性 。

　　一方面，技术红利的现值要显著提高
，通过支持绿色技术创新切实降低气变行动的当期成本，特别是促进技术在发展中国家的传播与利用 ，在可能可行的前提下尽量熨平气变成本的代际差异
，提升绿色发展普惠性和包容性
。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绿色发展主张的确立依据和价值验证机制 ，减少信息不对称引发的“漂绿
”（Greenwashing）和“藏绿”（Greenhushing）现象
，提高气候融资的激励相容性，以实际效益和价值贡献促进提升绿色发展的积极性和全球治理的有效性。

　　三是在地缘政治多维变化的强压力环境下校正治理体系 。

　　当前 ，基于经济规则和市场逻辑的国际金融治理体系正面临地缘政治的巨大冲击。美国以关税
、出口管制与投资审查等制造经贸摩擦
，并借助美元国际地位无约束使用金融制裁，将经贸、金融乃至国际治理监管政治化 、武器化
、交易化
。这正是地缘政治因素干扰国际金融治理体系的典型表现。

　　但是国际金融治理体系天然具备开放、合作 、互利的基因 ，并倾向于通过多边协商解决争端
，与地缘政治的排他性
、零和性、非规则性互斥，全球化大潮不会因阶段性的地缘干扰发生根本性逆转 。国际治理特别是国际金融治理必须坚守促进全球化发展的初心 ，完善基于规则的协调机制，构建更加高效安全的新型金融基础设施
，营造稳定 、可预期的发展环境，让各国更好分享全球化发展成果
。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治理与监管是为了推动而非阻碍发展 ，国界内如此
，国家间亦概莫能外 。无论是国别层面的治理监管取向选择，还是国际层面的协调机制构建 ，其根本指向皆在于为高质量发展创造稳定可预期的环境
，这是后向总结的基本共识
。在人工智能时代，治理与监管的全球协调合作机制是软硬件一体化的不可或缺公共品 ，建设并不断完善这一机制
，让各国更好共享全球化发展成果，这是前向设计的根本需要。二者统筹 ，平衡协调新科技
、新主体、新模式的多维复杂变化
，形成动态集成柔性的系统解决方案，合力指向真正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和监管体系升级优化 。